“建川博物馆在川渝两地已建成75座，距离100座的目标还有25座，我还可以再工作10年。”年近70岁的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身后是500亩博物馆群落，手边是一纸已经公证了十九年的法律文书——上面写着他和妻子的决定：将所有博物馆、土地、建筑、文物，全部捐给国家。

　　樊建川走过了一条令绝大多数人难以想象的路。他顶着巨大压力坚持了二十余年，把个人财富与国家的记忆连在一起，把博物馆建成了年接待游客600万人次的文博聚落。 

　　“财富从哪里来，就让它回到哪里去” 

　　1957年，樊建川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是山西吕梁人，抗战老兵；母亲1950年参军，跟土匪打过仗。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家国”二字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 

　　18岁，他下乡当知青，一天挣8分钱。后来入伍，在内蒙古边防部队当兵，一个月6块钱，折算下来一天两毛钱。再后来，樊建川考上军校，在重庆第三军医大学教书8年。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他辞去公职下海经商，在20世纪90年代登上了富豪榜。 

　　人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让这个当过兵、教过书、经过商的中年人陷入了沉思：“我当年拼命干活，一天挣8分钱；在部队当兵，一天两毛钱。现在有这么多钱，怎么回事？怎么来的？” 

　　他想了很久，想明白了：“这个钱是伟大祖国的钱，是改革开放的钱。财富归根结底不属于我们，它属于国家和民族。” 

　　这不仅仅是一句漂亮话。1999年，樊建川做出了一个让身边所有人都反对的决定：关掉所有公司，倾其所有建博物馆。 

　　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未来，收藏教训；为了安宁，收藏灾难；为了传承，收藏民俗……樊建川说，“我就是做了一件守护民族记忆的事，一个民族应该有自己的记忆，要有自己的文化沉淀，博物馆就是最好的民族记忆，这个场所也是最好的文化沉淀。” 

　　“我是一个企业家，这时候我也会站在一个商人的角度来想问题。博物馆在社会意义上是个巨人，但在经济上它不能养活自己。”樊建川说，一定要让博物馆和旅游合作，把博物馆做成文旅项目。20年前，没人拿钱看博物馆。以前出门旅游，看山、看水、看庙、看海滩、看看游乐园，谁把博物馆叫旅游目的地？“我相信一条，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会对博物馆感兴趣。” 

　　樊建川说，近年来，随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持续完善，博物馆已从昔日相对小众的文化空间，逐步融入大众日常生活。参观博物馆、陈列馆、纪念馆已成为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普遍的文化体验。越来越多青少年将博物馆视为“第二课堂”和研学旅行的首选目的地，其重要性已不亚于森林、海洋等自然景观及游乐场等休闲场所，在公众精神文化生活中扮演着愈发关键的角色。 

　　“到2040年，我相信中国80%以上的人，会把博物馆作为第二课堂，作为自己认可的一个旅游目的地。”樊建川相信，博物馆会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它不是一个奢侈品。 

　　像建川博物馆，成人参观每个馆不到两块钱，孩子参观不到一块钱。2005年建川博物馆开馆时，票价60元，过了16年，今天仍然是60元。“一直保持低票价，提供平价文化旅游消费。靠什么？靠人流量的增加，靠中国人对博物馆的热情释放出来。” 

　　“这已经是一个世界级别的奇迹” 

　　2005年，建川博物馆在成都大邑县安仁古镇正式对外开放。500亩土地上，抗战系列展馆一字排开：反映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战的“中流砥柱馆”、反映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正面战场馆”、记录川军出川抗战的“川军抗战馆”、反映援华美军的“飞虎奇兵馆”、专门陈列日本侵华罪行的“日本侵华罪行馆”……还有中国老兵手印广场、壮士群雕广场、援华义士广场等。 

　　开馆只是开始。真正的考验，在开馆之后。 

　　“真是要8年10年的培育期才行。”建川博物馆执行馆长何菊回忆道。头两年，市场部经常“挂零”——一天卖不出一张票。市场部经理急了，自己出200块钱买票，让报表上有点数字。 

　　“那个时候我们做开发，曾经账上有钱。”何菊对记者说。但为了维持博物馆运转，樊建川卖掉了成都的办公楼、加油站、几个房地产公司。当年全省排名前八的房地产企业，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反哺博物馆。 

　　直到第六年——2011年，博物馆才第一次实现自己养活自己。2017到2019年，开始有了微薄盈利。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博物馆运营愈发艰难。”樊建川说，六七百名员工，一年工资六七千万，一分不能少。尽管很难，建川博物馆也没有裁掉一个人。 

　　樊建川说，中国91%的博物馆是免费的，靠财政拨款运营。建川博物馆靠的是低票价、餐饮、民宿、文创产品和对外提供博物馆咨询服务。 

　　“我们居然活到了今天，20多年，很不容易，很艰难。”樊建川说，“但这已经是一个世界级别的奇迹。” 

　　如今，建川博物馆拥有1000余万件藏品，其中国家珍贵文物近7000件。在重庆，一艘3240吨的导弹驱逐舰停泊在长江边，如今成为重庆建川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在西昌，电影博物馆聚落正在崛起，100多吨电影拷贝、上千台电影放映机、数万张电影海报，在“中国气候最好的城市”安家。在广安，10座新馆已经开放。 

　　截至目前，建川博物馆已在川渝两地建成开放近75座博物馆，年接待游客600余万人次，目标是2030年建成100座博物馆。 

　　“把精神财富永远留给国家” 

　　博物馆越做越大，樊建川却越来越清醒：这些东西，不能留在自己手里。 

　　2007年，他和妻子一起签了一份法律文书，经过律师公证：“我们不在了，把我们的土地、建筑、文物全部捐给成都市政府，捐给国家。” 

　　有人问：“你有孩子，为什么不传给孩子？” 

　　樊建川说：“孩子的孩子我能看见，也放心，但再往后呢？一个家族往下传是非常脆弱的，也是非常危险的。上千万件文物，75座博物馆，家族传承不靠谱。国家管理是最安全的，最有效的。” 

　　他去日本交流时，日本企业家略带自豪地说：“你们中国的民营企业命不长，没有我们日本的企业命长，我们有800年的企业。”樊建川不紧不慢地回答：“我告诉你，我们成都的文化企业，杜甫草堂，唐代的，1000年；武侯祠，1800多年；水利工程都江堰，2000多年。建川博物馆现在是我这个民营企业家在做，捐给国家后，像都江堰一样，希望活1000年以上。” 

　　“做国家民族强本固基需要的内容” 

　　樊建川常说，民营企业家分两种。一种给社会提供好产品、好服务、好税收、给员工办社保，“这是好企业家”。另一种，像他自己这样，“提供民族的精神产品，做国家民族强本固基需要的内容”。 

　　他不是在标榜自己，而是在定义一种责任。樊建川用二十年时间，把这句话从纸面变成了现实。 

　　建川博物馆聚落，解决了500人的稳定就业，带动了安仁镇的餐饮、住宿和古玩市场——一两百家商铺因博物馆而生。在广安，新开的10座博物馆，88名员工中有87位是广安本地人。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军美术作品专题展”于2026年4月开展。从红军翻越夹金山的破烂草鞋到隔壁展厅里的崭新运动鞋——无需任何解说，便诠释了“为何出发”与“走到哪里”。 

　　樊建川说他是“全世界博物馆行业的领跑者”。“我们从1999年到现在，27年了，一直在奔跑，一直在开馆。”全世界没有一个博物馆比它更大——500亩的成都总馆，加上位于重庆、西昌、广安的博物馆，总占地面积将达到2000亩。 

　　“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难道不应该由中国人来建吗？” 

　　樊建川说：“最大的博物馆就该在中国产生，因为中国人口多，中国共产党领导最好，中国改革开放最成功。我是应运而生的，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把这件事办成了。” 

　　这是樊建川对“报国”二字最彻底的践行，把个人奋斗融入民族命运，把有限的生命活进无限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