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工商联成立60周年之际，《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简史（1953-2013）》付梓出版。《简史》概述了全国工商联从1953年10月至2013年10月的发展历程，展现了全国工商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不同时期的职能作用发挥、组织演变情况和重要历史事件。本报记者专访了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庄聪生，同时刊载《简史》编写者的感受体会，向读者介绍《简史》及其编写过程中的一些情况。

《简史》编写难忘的几幕

■张尚东

　　2013年5月以来，《简史》编写组在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全哲洙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庄聪生副主席主持编写工作，由研究室林泽炎同志带领编写组对简史进行了全面调整修改补充。我和梁岩涓、马士诚、李春苗几位同志，专门做简史的修改补充工作。我们根据征求到的意见和会领导的要求，反复对全书调整结构、增删内容、核证史实、规范文字。编写修改期间一些点滴小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且听下回分解

　　全哲洙书记对简史编写非常重视，对简史的修改补充工作给予具体的指导。他说全国工商联60岁了，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家谱”，要求编写组的同志一定要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做好简史的编写工作。他多次听取编写组根据征求意见对书稿修改情况的汇报，并提出具体而详细的修改意见。书稿20多万字，他白天工作忙没时间看，就利用晚上和双休日审阅书稿，经常在双休日听取编写组汇报。他常常夜里一两点才睡觉，我们都佩服他超人的精力和忘我的工作精神。由于打算12月19日在广西召开的全国工商联十一届二次执委会议上向执委发送简史，印厂定最后的付印时间是11月底。编写组11月下旬夜以继日地对简史进行修改补充。11月28日上午10点全哲洙书记听取编写组汇报，他一页一页提修改意见，不知不觉已到中午12点半，秘书来提醒该吃午饭了，全书记一看表风趣地说：走，先吃饭去，吃完饭“且听下回分解”。28日当天，编写组一直修改到深夜2点，连续工作了16个小时。编写组改一篇送审一篇，全书记也一直与我们修改到深夜。

　　亲历亲为对全书进行“推稿”

　　庄聪生副主席主持全书的编写和修改工作。他过去长期从事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研究，当过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熟悉统一战线历史和方针政策。到工商联工作后，又负责工商联的理论研究工作，还兼任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了解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和近几年工商联的重点工作。作为副部级领导干部，他不当“甩手掌柜”，而是亲历亲为，同编写组的同志一起对全书逐章、逐段、逐句进行推稿，从方针政策、历史事件、重要活动到文字表述都进行认真把关。在全书的修改过程中，他都参与其中，每一稿都带领编写组同志精心修改，从不马虎应付。一天，他来到编写组，要求我们统计一下历届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人和全国工商联主要领导人的名字在书稿中出现的情况和次数，并作了一些调整和删减。11月28日，庄聪生副主席正在参加十二届全国政协第一期新任委员学习研讨班，上午10点他请假赶回来听取编写组汇报，下午又赶回参加研讨班。参加完研讨班晚上7点又赶回机关，简单吃了个盒饭又与我们一起修改到深夜11点多。会领导以身作则，带头加班加点编写、修改简史，为编写组同志树立了榜样，大家尽管几个月内几乎没休息，但毫无怨言，全身心投入到编写中，确保简史的质量。

　　奉献三颗牙

　　马士诚是江苏省工商联研究室调研员，在工商联工作了20年，曾是《江苏省工商联志》的主编暨撰稿人、《改革开放中的江苏省工商联》的文稿起草人。2011年5月起参与了简史的修改编写工作。2013年5月至9月，在简史最后修改补充阶段，先后5次被邀请来京修改简史。因不适北方气候，牙齿上火，牙龈发炎，两次回南京，拔掉了三颗牙。他开玩笑说：“我为简史奉献了三颗牙”。

　　不发烧不离席

　　李春苗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副秘书长，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的编写工作。2011年就参与了简史的编写工作。在推稿中，他往往不从现象出发，而是从党史、国史的角度去思考工商联历史问题，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我们戏称他“国史专家”，凡写到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时，我们都向他请教咨询。他近来视力疲劳，推稿时看不清屏幕上的字，每天点眼药水坚持推稿。一天，他带病参加推稿，从早上坚持到下午3点，开始发高烧了，才不得不“提前离席”。

　　工商联“活字典”

　　我在全国工商联工作了32年，先后在宣教部、光彩事业部、办公厅从事文字工作，养成了收集资料的习惯，也得了“咬文嚼字”的毛病。我收藏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三十年》、《中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史》以及工商联历届例会文件汇编等有关工商联的资料，摞起来比我身高还高，我自嘲自己虽不是“著作等身”，但可称为“资料等身”。每次推稿遇到工商联历史事件，我都查资料核实，遇到我的资料中没有的，就去机关档案室查。11月30日是星期天，为了查资料，我把档案员尹洁从家里叫来机关查资料。为了查资料，我的《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50年大事记》翻得都散了架，不得不用胶水一次一次粘补。我还建议书稿中增加了一些工商联的史实，如工商联与民建合署办公的史实。他们戏称我是工商联的“活字典”，连全哲洙书记都开玩笑说我是“老古董”。在推稿过程中，我比较注重称谓的统一规范。如简史引言第一句就是“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工商联）”。我主张全书中除了书名号、引号里边的、凡是使用得体的地方，统一使用简称，而马士诚坚持说是文件的原话要用全称。为此，我俩争吵得面红耳赤。马士诚风趣地说；“喝酒的人说，宁伤身体不伤感情，我们为修改简史，既晚上熬夜伤身体，又相互争吵伤感情”。

　　我与全国工商联同岁，在我退休之前，参与了简史的编写修改工作，为简史贡献了一点绵薄力量，也为我的工作生涯划上了圆满的句号。在与研究室的同志们一起参与简史编写修改过程中，我感到简史出版凝聚了以研究室为主的编写组同志们的心血，研究室是一个团结的集体，爱岗敬业的集体，他们人人甘于奉献。通过参与编写修改简史，我不仅学到很多工商联历史知识，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精神。这段难忘的经历，将永远印在我的脑海里。

历史的真实与现实的高度统一

■李春苗

　　作为没有工商联工作经历的人参与工商联简史的编撰工作，倍感荣幸，从而也获得了一个“局外人”了解和认识工商联以及一个史学爱好者系统观察共和国发展历史的新视角。在我看来，工商联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丰富的共和国经济发展史，也是执政党思想建设、理论建设和能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或缩影。工商联简史编撰如果离开这两大基点，孤立地去谈其自身的发展，表面上有历史真实性的一面，实际上对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因果关系及其本质其实是看不清楚的。因此，只有站在党和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去观察工商联的历史，才能准确地把握工商联的历史脉络，实现工商联领导提出的历史的真实与现实高度统一的编撰目标。

　　如工商联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的表现，全书在大量史实的基础上严格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对它们进行了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地描述。在改革开放后工商联的几个关键性历史阶段中，真实与现实高度统一的编撰思想体现得尤为充分。如第四章中“三中全会”及“统一战线工作的恢复和加强”，第五章中“个体私营经济的兴起和蓬勃发展”，第七章“中央十五号文件”、“邓小平南方谈话”，第十章“中央十六号文件”等内容，全书用了相对长的篇幅进行了较完整的叙述。虽然给人以“国史”和“党史”的感觉，但在正规的国史和党史中，这些关系到工商联发展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很可能只是“一笔带过”。如果工商联简史不能对其进行完整的记载，去苛求“工商联做了什么”的细节，那么就有可能进入“为写史而写史”的误区，使简史难以承载“帮助我们正确认识过去、深刻地了解现在和健康地走向未来”的使命。所幸的是，全书记、庄主席等工商联领导对此都有十分明确的指示，使编写组成员有高度共识。

　　在具体的与人物相关的事件考证上，也本着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进行编撰。如在组建新中国工商联的问题上，在书稿征求意见时，有同志反映“有公开的资料记载陈叔通写信建议毛泽东成立工商联”希望查证。编写组经过多方查证历史资料，系统分析了毛泽东1949年2月提出“我们准备成立一个工商联组织”前，对新中国经济建设就有系统的、战略性思考，也全面考证了陈叔通这一时期主要从事爱国民主运动，在上海还没有解放时不太可能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有这样的战略性的思考。但确有一篇文章是这么写的，为了准确起见，我们又采访了李维汉的秘书黄铸老人，他是工商联成立前后历史的见证人。根据他的回忆，新中国成立初党就有了成立工商联的完整计划，先是“物色人”然后由他们组织牵头筹备。事实上，陈叔通受党的委托，主持筹建工商联是从1951年10月开始的。在对荣毅仁公私合营中的描述中，许多正史和人物传记都称荣氏企业“率先”实行公私合营，但我们考证了上海第一批公私合营的企业没有荣氏企业，因而去掉了“率先”。还历史真实的面目，丝毫不影响工商界代表人士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也是简史编撰对历史和现实统一的严谨态度。

工商联人的几个特点

——参与编写《简史》的一点感受

■马士诚
　　
　　从2011年5月起我参与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简史》的编写。该书是迄今为止较为完备的一部记载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60年发展历程的简史。在参与编写过程中，我深感工商联人有着非常显著的特点。

　　一、经济生活中高手林立

　　工商联人几乎都是经济生活中的高手。即使时间流逝了很久，人们依然会记得他们，荣德生、盛丕华、张敬礼、刘靖基、郭棣活、刘鸿生、古耕虞、李烛尘、乐松生、刘国钧、荣毅仁、陈经畲、王光英、孙孚凌、胡子昂、卢作孚、经叔平等等。他们大都在旧中国就显示出了非凡的经济才华，在商界叱咤风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促进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就是在经历“文革”浩劫后，为搞好经济建设，党和政府首先想到的还是这些经济生活中的高手。换个角度去想，“五老火锅宴”实际上就是请高手推动经济发展的一着妙棋。而高手们也不负众望，很快荣毅仁兴办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王光英兴办了光大实业公司（光大），胡子昂兴办了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中商），张敬礼在香港创办了永年公司，梁尚立在香港创办了越秀公司。

　　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刘永好、许连捷、李安民、张宏伟、冼笃信、段永基、禹作尧、黄学敏、韩伟、鲁冠球就被评为’94中国十佳民营企业家。王洪德、王祥林、吕有珍、李晓华、张芝庭、张兴民、张春来、郑庭富、姚俊良、高天乐被评为’95中国十佳民营企业家。

　　如果将话题回归到今天，回归到当下，工商联人在经济生活中同样显示了高手林立的特点。2004年12月，国家有关部门共同表彰了97位全国“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2006年12月，第二届全国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表彰大会上，99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被授予“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荣誉称号。2009年11月，100名“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受到表彰。如果加上各级“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不难知道这支队伍的数量与质量，他们都在经济生活中显示了不凡身手。我们今天看到，工商联人所创办或兴办的工商企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吸纳的就业人员、上缴的税收、为公益事业所作的贡献都为整个社会所认可与赞扬。

　　二、视个人富贵如浮云

　　视个人富贵如浮云是工商联人又一个显著特点。这一特点在20世纪50年代得到充分展现。他们在《共同纲领》的感召下，以自己全部资产参与了公私合营，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作出了独特贡献。从1950年起，就有工商联人走上了公私合营之路。李烛尘，1950年初，就以“永、久、黄”团体负责人的身份，代表公司和董事会向政府提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是我国率先申请并获准的公私合营民族资本企业之一，在工商界起了榜样作用。

　　随后，积极申请公私合营的工商界人士越来越多，这样的人物，今天可以列出一大批。他们都是当时全国著名的企业家，都是坐拥大量资本的资本家，也是最初的工商联人。但他们能够视个人富贵如浮云，以自己的全部资产参与公私合营，这需要什么样的胸怀？需要什么样的境界？正如当年有“火柴大王”、“煤炭大王”之称的刘鸿生所说 ：“讲老实话，作为一个企业家，我有点舍不得。但是话得说回来，作为一个民族资本家，我又舍得……中国工业化了，我感到的只有骄傲和幸福！”这种视个人富贵如浮云的特点，已经超越了商人的底色，接近传统士人的气概，实质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工商联人身上的一种具体体现。

　　三、浓烈的家国情怀

　　工商联人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浓烈的家国情怀。这一特点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所表现。以江苏的商会为例，自成立以后，除调查商情、发展商业、振兴商学、维护商务、辅助商政、议订商律、裁判商事、竞赛商品等业务活动外，还突破了“在商言商”的传统，在特定的条件下进行了一些政治性活动，如调和南北战争、反对中日密约、反对北洋政府举借外债、要求废督裁兵、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取关税自主权、要求国民政府出兵东北抗日等。同时，由于战乱纷起，商会力筹巨款，应付各路过境军队，作为饷粮，以“兵车过境不入城厢”为约，力避战乱对城镇的影响。 1913年，在军阀混战、地方危急之际，镇江商会会长陆小波勇于出面斡旋，使镇江免遭兵燹浩劫。

　　工商联人的这种家国情怀，在后来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特别是在公益事业与抢险救灾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工商联人在社会公益事业、抗击“非典”、抗洪救灾、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光彩事业中，都充分展示了浓厚的家国情怀。为抗击“非典”，工商联人慷慨解囊，先后有9600多人捐款捐物，合计金额8.4亿元。在抗洪救灾中，工商联人捐款捐物总值达到8.5亿元，其中捐款捐物超过百万元的非公有制企业130家，千万元以上的7家。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后，工商联人除直接驰援外，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62.4亿多元，数量之大、范围之广、行动之快，前所未有。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发生强烈地震后，工商联人迅速作出反应，仅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情系玉树 大爱无疆——抗震救灾大型募捐活动特别节目》上，工商联人就在晚会现场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近10.1亿元，占晚会捐款总额的50%。

　　工商联人这种浓厚的家国情怀，得到了世人的充分肯定与尊重。

　　四、 社会活动家辈出

　　如果从陈叔通算起，人们可以发现，工商联人中，已经产生一批知名的社会活动家。陈叔通在推动全国私营工商业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躬与此事，殚精竭虑，受到社会各界的尊敬和爱戴。他不仅是工商联第一、二、三届主委，还担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曾远涉重洋，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和世界和平理事会。

　　荣毅仁，不仅仅是工商联的主席，1959年他还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顾问，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曾先后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第一届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名誉会长、中国扶贫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荣誉会长。1978年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79年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1986年底，被美国《幸福》半月刊评为世界50名知名企业家之一，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内企业家跻身世界知名企业家行列的第一人。1993年，在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

　　在工商联人中，类似的社会活动家还有李烛尘、章乃器、胡子昂、沙千里、乐松生、毕鸣岐、孙孚凌、王光英、经叔平等。这些工商联人都担任过数量众多的社会职务，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不仅仅是站在工商界的角度思考处理问题，也站在整个社会发展需要的角度从事自己的工作。就是在外事活动中，他们也赢得了良好口碑和国际友人的尊重。紧随其后的则有黄孟复、刘永好等一批工商联人担当起了这样的角色，成为新的社会活动家。

　　在参与《简史》编写后，感受到工商联人除了上述特点外，还有上达中央下接地气、始终与党同心同德等特点。囿于篇幅，难以一一展开。而概括一下工商联人的特点，对理解《简史》，对工商联及工商联人的未来走向的认识都小有裨益。

　　历史昭示着未来，《简史》的意义或许就在这里。

珍品孕育

——《简史》编辑手记

■红霞

　　三年前，听说全国工商联即将出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简史》(以下简称《简史》)，全国工商联研究室正在牵头撰写书稿中。我欣然，因为一直没有一本描写全国工商联的正史或者志。在民营经济喷涌成势的今天，作为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桥梁纽带、政府管理和服务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作为6000多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一千多万家民（私）营企业的“娘家”，全国工商联的影响力与日增加。社会各界人士迫切想了解全国工商联；新加入的机关工作人员想了解自己的组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企业想了解工商联的职能作用。《简史》的出版无疑成为承载这些功能的重要通道，具有不可代替的官方介绍功能。

　　然而不久，《简史》出版之事影讯全无。一年后，断断续续传来消息，稿子正在大改，正在重新组建写作班子，正在日夜撰写中……

　　作为责任编辑正式参与已经在2013年的9月。为了保证书稿的质量，也为了争分夺秒让书籍尽早面世。作为出版社编辑，有了第一次与作者方日夜奋战、一起修改书稿的宝贵亲身经历。“推稿”时，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庄聪生亲自参与，研究室林泽炎带领综合处的同志们及一批专家早上9点开始，晚上10点结束。一字一句斟酌，不时还征求我们的意见。庄主席的严谨让我由衷钦佩，一个词语的用法都会停下来，烟雾缠绕中推敲良久，果断决定；“较真”的张尚东老师会因为一个问题跟大家争执，会翻查原始出处，会去找当事人核实，哪怕一个格式也会跟编辑讨论并追问出版标准；林泽炎则时不时提出问题让大家再讨论，还询问编辑是否符合出版要求；梁岩涓副处长简直像一只旋转的陀螺，没有停下来的时候。

　　一周后推稿结束，修改版送报全国工商联各相关领导。提出意见，再修改；再报，再修改。不知经历了多少个回合，离计划出版时间越来越紧，编辑心急如焚。因为图书出版也需要时间呀！然而因为某些章节领导不满意，全哲洙书记果断推迟出版时间。全书记的话一直萦绕耳边“我们要出珍品，否则宁可不出”、“书稿的每一个细节必须核实”。让我们吃惊的是，全书记竟然逐字逐句阅读，大到历史事件，小到语句表达方式。十一假期也和大家一起推敲稿件。60岁的人精力难道不输年轻人？不，是对稿件精益求精的一颗责任心使然。这让我们这些平时对编辑工作叫苦叫累的人汗颜。

　　出版时间进入倒计时，稿件已经经历了4次重排、2次一审和二审。这在出版社的出版流程中还是第一次。其实，《简史》的出版已经实现了出版社众多“第一次”：第一次编辑参与推稿；第一次一、二、三审人员同时参与推稿；第一次众多编辑参与一审；第一次二审和三审都通读全部稿件。

　　在《简史》的出版过程中，研究室的同志们让我感动。那份执著，那份坚持，那份责任心，那份不屈不饶的韧劲，而且没有一个人叫苦。这种精神让我终生难忘，鞭策我们为出珍品不遗余力。

　　倾注众多人心血孕育的《简史》终于问世，或许《简史》还有让人不满意的地方，期待读者提出批评意见，以便不断完善。

以史育人，共襄盛事

——写在《简史》面世之际的编辑手记

■桄炜

　　翻开历史的面纱，还原一段曾经的记忆，触摸湮没在岁月烟尘之后的画面，我们从远远站在事外的旁观者，向走过60年沧桑变化的全国工商联慢慢靠近。今天，坐落在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西大街70号的全国工商联机关大楼伴随暮鼓晨钟迎接着四海华商和八方来客，这里是中国6000多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含私营企业出资人及3985万户个体工商户）和1059万家民（私）营企业（截至2012年9月）的“娘家”。然而，在非公有制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达61.3%、税收贡献达50%、GDP所占比重达60%、就业贡献超过80%的今天，鲜有人能确实、完全地知道“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这样一个机构的前世今生和来龙去脉，也许在她60华诞的日子，是时候让我们跟她一起回首来路，细数过往，通过一部恢宏而扎实的正史去探究她存在的意义。

　　摆在案头的《中华工商业联合会简史》，有着庄重典雅的金色面孔，在它华丽面孔的背后，是作者团队组织编写的不懈努力和精益求精的写作态度。这是一部正本清源的、较为完整的全国工商联史书，在全国工商联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下，该书系统地、忠实地再现了全国工商联60年的发展历程。主持《简史》编写工作的是全国工商联庄聪生副主席，他是多年从事中国中小微企业调研及参与民营领域相关法规提案撰写的学者型官员。而参与《简史》编写工作的写作团队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全国工商联机关里最年富力强、政治素养最过硬、最能吃苦耐劳的一支队伍。全国工商联办公厅的张尚东局长已年届六十，在最后收尾的数月推敲阶段，他可以把推稿和查漏补缺作为一项值得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经常坚持工作到凌晨一点毫无怨言。从夏天到冬天，他们克服了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的多重考验，在那些跟他们一起工作的日日夜夜，我看到这个团队身上令人钦佩的无数精神闪光之处：他们执拗于每一处细节的考量，他们不厌其烦地查找核对数据与引用出处，他们废寝忘食牺牲小家、加班加点任劳任怨无私无悔……

　　越是走近工商联，走近为工商联事业默默奉献的人们，我们就会越来越被这群人所打动，新中国成立前，原工商业者以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为发展民族工商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极大的工作热情，参与各地工商联组织的筹建，在恢复发展国民经济时期，他们投身祖国建设，努力发展经济、活跃市场、稳定物价，在巩固新生政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当年对新中国事业的理解和支持，还是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还是感恩社会回馈民生推动光彩事业，还是今天的挑灯夜战奔波一线以求真相，工商联人的精神60年来不曾改变。

　　1953年，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翻开了书写自己里程的全新一页，2013年，是她坚实走过60年风雨历程的见证时刻，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作为以工商联和民营企业为工作和服务对象的我们，能参与《简史》的出版，为工商联史料的保护和研究提供一份厚实而又鲜活的资料，我们深感荣幸和肩负责任。在此衷心希望全国工商联能继往开来，焕发新的青春，为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健康成长和非公有制企业的健康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谨以此书，献给可爱的工商联人！

追寻当代中国民间商会发展的足迹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简史》评介

■郑成林（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商会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

　　1953年10月23日，对中国商会组织而言，是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日子。这一天，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并宣告正式成立，“开启了工商联事业发展的新纪元”。迄今，工商联已入“花甲之年”。回首往昔，这六十年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概述其演进历程，对梳理这段时期我国社会经济的演进脉络与特征，以及剖析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大有裨益。诚如此，《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简史》的出版可谓适逢其时，意义显著。

　　《简史》全书视野开阔，结构合理，含引言共十二部分。该书没有拘囿于传统的商会理论诠释，而是以丰富资料、完整叙述，综合运用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时间为经，以工商联60年发展历程中的重大事件为纬，在追溯近代商会组织的缘起及流变的基础上，论述了全国工商联的成立过程和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引导工商业者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后的组织恢复、新职能拓展和服务于非公有制经济的新使命，以及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对工商联的重视与全国工商联拓宽工作领域为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服务等内容。这种全景式的回顾，实现了“长时段历史观”和“总体史观”的有机结合。

　　《简史》饱含着浓厚的现实关怀，亦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培育和发展商会、理顺商会与政府的关系、充分发挥这类社会组织的作用，是政府职能转变能否转移到位的重要基础，是市场能否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环节，是能否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的重要保障。在这些方面，《简史》不惜笔墨，基于简要的组织描述和客观的功能评价，揭示了全国工商联乃至各级工商联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新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应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并着重要求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等社会组织。因此，《简史》的适时出版，有助于加强社会各界对商会组织和作用的认识，进而形成共识，对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乃至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均有着重要意义。

　　不仅如此，《简史》还填补了中国商会史研究的一个空白。近30年来，中国商会史吸引中外学者的关注，并逐渐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乃至一门“显学”，但系统探讨工商联的组织演进和社会功能的成果仍付诸阙如。《简史》在追溯中国近代商会缘起的基础上，以宏阔的视野，长时段的考察了全国工商联的发展历程及其围绕党和国家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所发挥的作用，这对推进中国商会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和深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