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托底 短长结合 共克时艰 化危为机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金融的影响分析及政策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最新情况。1月下旬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开始由湖北向全国扩展,各省均出现确诊病例。截至2月4日24时,全国累计确诊病例24324例,病发地湖北省仍是全国疫情最严重地区。随着疫情扩散,各地从强化疫情防控、延迟复工、生活保障、中小企业纾困等四个方面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疫情控制措施。
我国应对2003年非典疫情的经验借鉴及启示。2003年的非典疫情对我国经济金融产生了剧烈冲击,国家在加强疫情防治的同时也加强了政策调节力度,有效对冲了疫情冲击。应对非典启示包括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全国性长效管理机制、健全国家医疗卫生服务基础设施和制度体系以及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个人与企业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等。
应对类似疫情的国际经验借鉴与启示。此次疫情被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这是有史以来第六次。从国际类似案例来看,应对启示包括完善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加强疫情监测系统建设、提升政府信息透明度、充分开展国际合作、适度加大宏观政策宽松力度等。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金融的影响。总体来看,由于外部环境、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和传染范围不同,此次疫情对经济短期冲击要大于非典时期。从总需求来看,疫情对消费和进出口影响较大,对投资影响相对有限;从物价来看,疫情将延缓CPI回落,并拖累PPI;从行业层面看,短期内大部分行业均将受到负面冲击;从区域层面看,疫情对湖北省冲击最大,对其他省份冲击逐渐减弱;从金融层面看,疫情对银行业以间接影响为主,对金融市场以短期冲击为主;从民企层面看,民营经济短期内将受到剧烈冲击,其中又以小微企业更为严重。
政策建议。建议按照“政策托底,短长结合,共克时艰,化危为机”的思路,有效、有力应对疫情对经济金融的冲击。短期,及时出台政策应对疫情负面冲击;中期,政府、企业及金融机构应共同分担压力和损失,做好疫情有效控制后的经济恢复工作;长期,应加快医疗卫生体制机制改革和政府治理机制改革,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目 录
一、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情况(一)最新态势(二)省域分布(三)各省出台的相关政策二、应对2003年非典疫情的经验借鉴及启示(一)非典疫情的经济金融影响(二)非典疫情的应对举措(三)政策启示三、应对类似疫情的国际经验借鉴与启示(一)疫情状况及影响(二)各国政府应对举措(三)对我国的启示四、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金融的影响分析(一)总体判断: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冲击大于非典时期(二)总需求:疫情对消费和进出口影响较大,对投资影响相对有限(三)物价:疫情将延缓CPI回落,并拖累PPI(四)行业:短期内大部分行业均将受到负面冲击(五)区域:疫情对湖北省冲击最大,对其他省份冲击逐渐递减(六)金融:疫情对银行业以间接影响为主,对金融市场以短期冲击为主(七)民企:民营经济短期内受到剧烈冲击,小微企业更严重五、政策建议(一)短期:及时出台政策应对疫情负面冲击(二)中期:做好疫情有效控制后的经济恢复工作(三)长期:加快医疗卫生体制机制改革和政府治理机制改革
2020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全国,已有31个省市区启动一级响应,世卫组织也把本次疫情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与2003年非典相比,此次疫情扩散面更大、病例数更多,各地采取的封城、延长假期、减少出行等措施比2003年更严,而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外部环境以及经济结构不同,预计此次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冲击要大于非典期间,势必会干扰2019年四季度以来的经济企稳态势。但无论从我国非典还是近些年来的国际案例来看,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表现为短期性、阶段性,很难对经济中长期增长趋势产生持续影响。
本报告在梳理新冠肺炎疫情最新情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应对2003年非典疫情以及其他国家应对PHEIC的经验教训,从宏观、产业、区域、金融、民营经济等五个维度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金融的影响和冲击,并从短期、中期、长期角度分别提出了政策建议。
一、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情况
(一)最新态势
2019年12月8日以来,湖北省武汉市发现1例人不明肺炎感染患者。此后,武汉确诊的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患者数持续增加,均诊断为病毒性肺炎/肺部感染。2020年1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造成武汉肺炎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传染性很强,2020年1月20日后,从传播范围看呈现武汉局部爆发、全国多点散发的状况。
随着春节临近,返乡客流增加,1月下旬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开始由湖北向全国扩展。截至2月3日24时,全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20431例,共有疑似病例23214例,重症病例2788例,死亡病例425例,治愈病例632例,追踪到密切接触者221015人,解除医学观察12755人。
新冠肺炎的主要传染源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主要传播途径是呼吸道飞沫传播,也可通过接触传播。人群普遍易感,老年人及有基础疾病者感染后病情较重,儿童及婴幼儿也有发病。潜伏期一般为3-7天,最长不超过14天。目前的抗病毒治疗缺乏有效的治疗药物,仍然处于一个探索阶段。对于病毒性的感染,尤其是新冠肺炎的治疗,我国医学界已经有针对性的呼吸支持治疗、针对炎症反应和毛细血管渗漏引起激素的治疗、针对机体免疫的一些免疫调节治疗等等。国家卫健委的新冠肺炎治疗规范已经形成了第四版,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规范的治疗重症和危重症的路径。2月1日后,治愈病例的数量开始高过死亡病例。
(二)省域分布
截至2月3日24时,全国各省均出现了确诊病例(表1),其中湖北、浙江、广东、河南、湖南五省确诊人数超过500例,病发地湖北省仍是全国疫情最严重的地区。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散,武汉和湖北多个城市实行交通管制,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陆续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出台疫情控制措施,疫情传播得到有效地控制。2月2日,全国报告新增确诊病例中,湖北省之外地区新增确诊病例数连续三日趋于平稳。
(三)各省出台的相关政策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李克强总理作出批示,对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为有效防控疫情,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落实中央关于疫情防控工作部署,各地各部门继续加紧工作,众志成城,密集出台相关政策,切实担负起防疫抗疫的重任。
1. 强化疫情防控
为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效防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传播,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2020年1月23日,浙江省、湖北省启动浙江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1月24日北京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截至到1月29日,全国31省(市、自治区)均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
1月25日,香港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的应变级别由“严重”提升为最高的“紧急”,并采取新措施加强疫情防控,包括暂停所有来往武汉的航班和高铁,推迟春节后中小学和幼儿园开学时间等。澳门调整主要口岸出入境通关时间,从1月27日开始将主要口岸出入境通关时间由早上6点至次日凌晨1点,调整为早上6点至晚上10点。
2. 延迟复工
为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效减少人员聚集,阻断疫情传播,更好的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身体健康,1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通知,延长2020年春节假期至2月2日,各地大专院校、中小学、幼儿园推迟开学。此后,多省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发布关于延迟企业复工的通知。
3. 生活保障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发生后,多省迅速成立疫情处置领导小组(指挥部),统一部署,多措并举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市场保供稳价工作,着力保障“菜篮子”商品量足价稳,确保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不受影响。
4. 中小企业纾困
随着肺炎疫情的不断蔓延,一些中小企业被迫停产,但工资、利息等刚性成本仍须支出,相当一部分餐饮、交通、旅游、零售、制造等领域的中小企业经营将更加举步维艰。疫情防控期间,延迟复工也给中小企业带来较大影响。为应对疫情,积极发挥中小企业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目前已有四川、福建、苏州、滨州、北京、上海等多地政府发布了相关政策,帮助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减负。
二、应对2003年非典疫情的经验借鉴及启示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与2003年的非典疫情具有相似之处,包括传播能力强、受感染人群广、彻底控制疫情任务艰巨等。
非典疫情从2002年11月开始到2003年7月结束,总体分为四个阶段。一是疫情初期。2003年11月,广东佛山出现第一例非典病例。二是疫情扩散期。2002年12月更多非典病例在广东被陆续发现,2003年2月下旬扩散至香港、越南,3月6日北京确诊第一例输入性非典病例,非典由此扩散至全国范围。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出非典型肺炎病例的全球警报。三是疫情爆发期。2003年4月至5月上旬,全球报告非典病例数大幅增加,4月底北京小汤山医院启用。四是疫情缓解期。2003年5月下旬开始非典疫情逐步得到控制,进入收尾阶段。6月15日,中国内地实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数均为0的记录,国内非典疫情结束。7月13日,全球非典患者人数、疑似病例人数均不再增长,全球非典疫情基本结束。截至2003年底,全球累计报告非典病例8096例,其中中国内地5327例、香港1755例。
抗击非典疫情的过程对我国经济金融以及社会发展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通过回顾分析这些影响及有关对策,能够为当前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提供一些启示。
(一)非典疫情的经济金融影响
1. 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2003年非典疫情出现时,我国宏观经济刚刚走出1998至2002年的连续通缩,开始强劲复苏,整体经济周期性上行,人口红利释放,货币和财政政策空间充裕。持续逾半年之久的非典疫情主要对国内2003年二季度经济造成了短期冲击,导致二季度GDP增速较一季度下滑2个百分点至9.1%,但在三季度疫情结束后经济恢复上涨,三、四季度GDP增速均为10%。2001至2007年,我国实际GDP增速逐年加快,显示出2003年非典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表现为暂时性的短期影响,并未改变当时中国经济的中长期上行趋势。具体来看,2003年二季度非典疫情期间,我国生产受到一定冲击,消费快速大幅回落,投资和外贸所受影响较为有限,物价有所回落。
一是生产端受到一定影响,但持续时间较短。2003年4月下旬,我国官方全面向非典疫情“宣战”后,民众恐慌达到最大值,诸多企业停工停产,工业生产在4月和5月受到了较大扰动,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和4.3%,低于3月9.3%和6月8.3%的增速。随着2003年下半年疫情结束,工业生产相对较快恢复,7月工业增加值已反弹至9.8%,2003年全年累计同比增长17.0%,较上年提高4.4个百分点。分门类来看,疫情对重工业的冲击大于轻工业,二季度重工业和轻工业累计同比增长18%和13.9%,分别较一季度下降1.2和0.2个百分点。
二是需求端消费所受冲击最大,反弹较快。从非典疫情对“三驾马车”的影响来看,消费受影响较大,投资和外贸未出现明显下滑。2003年,消费、投资、净出口需求对GDP增速的拉动作用较上年分别下降1.5个百分点、上升3.4个百分点、下降1.0个百分点。消费方面,为避免感染非典,人们外出就餐、购物、旅游出行与住宿显著减少,加之“五一”黄金周长假被取消,使得2003年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仅增长4.3%,显著低于4、6月的7.7%和8.3%,为1995年有记录以来新低,至今仍为历史低点。2003年二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长8%,较一季度显著下降1.2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消费的快速大幅回落部分源自汽车、通讯、体育娱乐用品等耐用品及非必需品需求后移所致,因此在2003年6月疫情稳定后,随着需求回补,消费率先出现显著反弹回升,7月同比增速显著回升至9.8%的高位。
固定资产投资和进出口方面,二者增速受季节性等因素影响本身波动较大,2003年5月前后并没有出现明显下滑,总体均维持在30%以上的高位,对冲了部分消费下滑的影响。在政策支持和较高货币增速的推动下,固定资产投资在2003年二季度累计同比增速反而较一季度加快1.2个百分点至32.8%,2003全年累计同比增长28.4%,较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在美欧经济复苏、外需向好的情势下,非典对进出口贸易的负面影响同样并不明显,2003年3-5月的进出口增速均保持高速增长,出口同比分别为34.7%、33.3%、37.3%,进口同比分别为45.1%、34.4%、40.9%。2003年全年出口和进口累计同比增速为34.6%和39.9%,分别较上年大幅提升12.3和18.6个百分点。
三是物价受到短暂冲击,CPI先升后降,PPI显著下滑。物价方面,在食品项目特别是鲜菜价格影响下,2003年CPI同比增速在疫情前期有所上涨,由2003年2月的0.2%升至4月的1%,后期有所回落,降至6月的0.3%,随后逐步回升。PPI同比增速在2003年二季度明显回落,由3月的4.6%逐月降至6月的1.3%,一定程度受总需求被疫情拖累影响。
四是就业压力短期快速加大。非典疫情期间,由于餐饮、宾馆、旅游等行业已处于半停工状态,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由2002年四季度的4.0%快速上升至2003年二季度的4.2%,并在2003年底疫情结束后继续升至4.3%,直至2004年三季度才微降至4.2%。
2. 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非典疫情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包括北京、广东、河北、天津、内蒙古、山西、香港等。这些地区由于疫情的严重性,使得地区经济受损较大。第二类地区是位于疫区边缘、经济发展与疫区密切相连的地区,包括北京周边的山东、广东周边的湖南、山西周边的陕西等。这些地区由于距离疫区地理距离较近,因此疫情对生产者预期和消费者信心冲击也较大。第三类地区是患者量少、疫情控制较好的地区以及未发现疫情的地区,包括青海、贵州等西部省份,疫情对其造成的经济损失较小。第四类地区是一些疫情并不严重的沿海开放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这些地区由于本身旅游资源丰富、消费群体集中、经济具有受外贸影响较大的外向型特征,因此尽管疫情并不严重,但其生产、消费、进出口、外商投资等多个经济领域也因疫情而蒙受了负面影响。
3. 对产业发展的影响
非典疫情期间,第一、二、三产业生产总值同比增速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2003年二季度,第一、二、三产业GDP同比增速分别较一季度下降1.1、1.9和1.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中,工业生产、建筑业增速受到一定程度影响,二季度较一季度分别下降2.0和1.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中,交运仓储、住宿餐饮及金融业增速显著下滑,二季度较一季度大幅下降5.4、3.6和3.6个百分点,但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交运仓储、住宿餐饮行业在三季度疫情结束后快速反弹。
第三产业受疫情影响更为显著,对经济增长的拖累较大。从对GDP拉动的贡献率来看,2003年二季度,第一、二、三产业分别拉动GDP同比增长0.2%,5.3%和3.6%,较一季度分别下降0.02、0.55和和1.4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拖累较大。此外,疫情对第一、二产业的影响时间较为短暂,三季度生产总值同比增速已回升至高位,但对第三产业影响时间较长,其生产总值同比增速至三季度仍在8.8%的低位徘徊,直至四季度才显著回弹。
4. 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股市短期震荡下跌,在疫情控制后快速恢复。2003年一季度,在利率下行的支撑下我国股市整体震荡上行,市场对非典疫情并无明显反应。2003年4月疫情明显快速爆发后,中央大规模进行公开防疫,疫情导致的经济负面预期开始主导市场情绪,股市转入快速下跌。4月17日至25日的8日内,上证综指由1613.60点下跌到1487.15点,跌幅超过7.8%。在5月中旬疫情得到初步控制后,股市各板块整体反弹。2003年下半年,疫情已经完全得到控制,经济也逐步修复,但在6月央行发出收紧货币政策信号并于9月21日上调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的影响下,股市下半年一路下跌。
债市收益率上半年明显下滑,下半年逐步上行。非典期间债市波动加大,受避险情绪和经济预期较差影响,2003年上半年,10年期国债收益率由2月的3.2%显著下滑至5月的2.8%,6至8月持续在2.9%附近的底部震荡。2003年下半年,在疫情消退、经济转暖和货币政策收紧的影响下,10年期国债收益率自9月份开始显著反弹,随后总体持续上行至2004年底5.2%的高点。
(二)非典疫情的应对举措
1. 非典疫情防治对策
自2003年4月起,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召开会议并发布一系列政策法规部署非典疫情防治。4月至5月,国务院常务工作会议连续5周讨论非典防治工作,内容包括建立国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设立非典防治基金、加强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抓紧出台汽车产业和消费政策,规范和改善电信、互联网业务的消费环境)、促进外贸出口和利用外资等、对受影响较大的行业予以必要扶持等。4月20日,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要及时公布非典疫情,绝不允许缓报、漏报和瞒报,将非典列入我国法定传染病,并取消2003年五一长假。4月29日,中国-东盟召开非典防治特别会议,温家宝总理出席会议。5月6日,《工伤保险条例》颁布,医院人员在救治患者过程中感染非典可据此算作工伤。5月9日,温家宝总理签署国务院第376号令,公布施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要求将农民工纳入防治非典统一管理。
2. 货币政策
防治非典疫情期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总体保持积极,货币政策稳定未变,流动性较为宽松。M2和贷款余额同比增速分别由2002年底的16.8%和15.8%快速大幅上升至2003年6月的20.8%和23.1%,前三季度均保持高速增长,流动性较为充裕,同时维持低贷款利率和低存款准备金率未变,对实体经济起到了较好的支撑作用。随着非典疫情结束,当2003年三季度末经济过热趋势重新得到确认后,央行于9月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至7%。
2003年5月,央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应对非典型肺炎影响全力做好当前货币信贷工作的意见》,并于2003年7月召开相关工作座谈会,提出五项要求。一是要保持货币信贷总量适度增长,防止货币信贷出现大幅度波动;二是要切实保障防治非典型肺炎所需的合理信贷资金供应,对医院和企业因防治非典购买药品、医疗器械、进行科研开发以及加强医疗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生产运输居民生活必需用品等方面保障合理的信贷资金需求;三是要对受非典型肺炎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和地区实施适当信贷倾斜;四是要积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五是要管好用好支农再贷款,做好夏收秋种支农资金供应准备工作。
3. 财政政策
2003年非典疫情时期的财政政策总体保持积极。非典期间,中央拨付的非典防治基金达20亿元,占到2003年中央财政预算支出的0.13%,占100亿总预备费的20%。此后,为支持中西部地区疾病控制机构的建设又追加9亿元,地方各级财政拨付约67亿元。随着用于支持缓解疫情的财政支出增加,2003年上半年财政支出累计同比增速持续上行,由2月10.5%的低点逐月升至6月的16.5%的高点,在疫情得到控制后下半年稳步回落。同时,税费减免政策的实行和企业效益的下降使得全年财政收入累计同比增速持续放缓,由2月40.5%的高点逐月降至11月的20%。
总体来看,应对非典疫情的财政支持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针对疫情,包括非典相关的医疗物资保障、科研攻关、疫情监测、机制完善等;二是针对个人,包括保障病人救治费用以及非典疫情相关医护人员的补贴;三是针对企业,包括发布多项税费的减免和优惠政策。2003年5月,财政部、国家税务局先后发布对受非典疫情影响较严重的行业减免部分政府性基金、税费、对企业短期贷款给与财政贴息等通知,涉及行业包括餐饮、旅店、旅游、娱乐、民航、铁路旅客运输、公路客运、水路客运、出租汽车等。
(三)政策启示
一是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全国性长效管理机制。公共卫生危机的爆发是突然的,影响是全面的。应对疫情危机,必须采取及时、综合、系统、协调、透明的措施。地方政府不作为、慢作为或各自为战,往往易导致危机的蔓延和扩大,从而造成更广泛和重大的损失。因此,有必要建立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全国性长效管理机制,提升疫情防治管理水平,推进政府信息化公开,增强危机防控和处理等方面的透明度。特别是要加强全民宣传环境保护、健康卫生、疫情防治措施,严格控制野生动物产业链发展,增强公众防范意识,从源头上防止疫情的再次爆发。
二是健全国家医疗卫生服务基础设施和制度体系。强化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基础设施和制度保障,实现“病有所医”,一方面需要加大对医疗卫生公共事业的投资力度,加强医疗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持续优化医疗资源配置,解决卫生健康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把城乡统筹发展落到实处,加大对农村基层医疗公共事业的投入;另一方面,需要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完善医疗保障制度和形成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医药、医疗、医保“三医”联动,进而破解药品价格虚高、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和医疗保障水平相对较低等问题。
三是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个人与企业加大政策扶持力度。财政资金是应对危机中资金支持的最主要部分,扩大财政支出以及充足的财政紧急拨款可以迅速提高应对危机的效率和力度,其中也包括对一些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企业进行税费减免。财政资金可用于加大病人救治、防疫的投入力度,并保障一线医护人员的工作补贴。财政政策还可通过对交通运输、餐饮、旅游、住宿等受传染性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和个人定向进行税赋减免、扩大应急资金救助、增加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降低相关企业的运营成本,稳定就业和促进增长,减轻相关企业经济负担。同时,货币政策也应适时、适度出台精准的逆周期调节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降低实体经济和居民融资成本,并适当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放宽融资条件和完善续贷安排。
三、应对类似疫情的国际经验借鉴与启示
1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根据2005年通过的新版《国际卫生条例》,PHEIC是指“通过疾病的国际传播构成对其他国家的公共卫生风险,并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的不同寻常的事件”。因此PHEIC只是一个警报机制,旨在防止疫情扩散、加强国际协调和援助,发布后有效期为3个月,可根据疫情发展,随时撤销或修改。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世界卫生组织共宣布过五次PHEIC,分别是2009年甲型H1N1流感病毒疫情、2014年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病毒疫情、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2016年巴西寨卡病毒疫情和2018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通过分析这五次PHEIC产生、发展、影响及各国的应对措施,可为我国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疫情状况及影响
1. 甲型H1N1流感病毒疫情
2009年3月底,甲型H1N1流感开始在墨西哥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德克萨斯州爆发,随后迅速扩散至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造成约1.8万人死亡。2009年4月25日,甲型H1N1流感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PHEIC,直至2010年8月取消,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有史以来确定的第一起PHEIC。
这次疫情爆发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给世界经济带来一定负面影响,延缓了各国从金融危机中复苏的步伐,并对全球股市造成冲击,使全球股市下跌10%左右。其中,疫情最重的墨西哥和美国,贸易、旅游观光业、猪肉制品业、航空运输等相关行业受到明显冲击,经济出现暂时性下滑,2009年二季度GDP增速降至年内最低,分别为-8.9%、-3.9%,随后明显回升。
2. 脊髓灰质炎病毒疫情
2013年至2014年,中亚、中东、中非三个区域发生了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国际传播。病毒可以侵入神经系统并在几小时内导致不可逆转的瘫痪,且面临再感染。在全球基本已经控制脊髓灰质炎流行的大背景下,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如果任其发展,可能会导致“无法在全球消灭世界上疫苗可预防的最严重疾病之一”,故在2014年5月5日认定其为PHEIC。目前野生型脊灰病毒仅剩1型仍在传播,PHEIC仍未被取消。
尽管各个国家没有公布此次疫情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但如果儿童大面积传染发病、瘫痪甚至死亡,将给家庭造成沉重负担,进而转嫁给社会及国家,带来间接经济损失。
3. 西非埃博拉疫情
2014年2月,埃博拉病毒第一次爆发于几内亚,随后波及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尼日利亚、塞内加尔、美国、西班牙、马里七国。2014年8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认定其为PHEIC。此次疫情在感染人数、死亡人数、影响范围和蔓延速度等方面均为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直至2016年1月14日,世界卫生组织才宣布非洲西部埃博拉疫情结束。
疫情严重影响西非经济发展,特别是对其矿产资源贸易造成巨大冲击。世界银行公布报告称,西非由埃博拉疫情引发的经济损失高达320亿美元。几内亚经济受到的冲击不大,在疫情爆发当年经济增速仅较上年略下滑0.2个百分点,2016年经济又重新实现快速发展,摆脱了疫情影响。但其他疫情严重地区如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经济增长率均大幅下滑。此外,疫情叠加当时的俄乌局势、巴以冲突、伊拉克恐怖组织等地缘政治风险,令资本市场进入避险模式,导致市场波动性激增。
4. 巴西寨卡病毒疫情
寨卡病毒是一种主要靠蚊子叮咬传播的病毒,传播范围极广却并不致命。自2015年5月巴西确诊第一例寨卡病毒感染病例后,疫情迅速蔓延至全球多个国家。2016年2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巴西密集出现的小头症病例和其他神经系统病变可能与寨卡病毒流行存在密切联系,同时也对世界其他地区构成公共健康威胁,故认定其为PHEIC,但没有建议在寨卡病毒问题上采取任何旅行或贸易限制措施。2016年11月,“寨卡”疫情结束。
疫情给巴西造成310亿雷亚尔损失,2015年巴西GDP增速下滑至-3.5%。即使疫情在2016年得到了缓释,但是当年经济增速依然没有恢复,直到2017年才重新实现正增长。由于巴西对抗寨卡病毒的有力措施和奥运会的吸引力,巴西旅游业并未受到明显冲击。
5.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
2018年5月8日,刚果(金)出现新一轮埃博拉疫情。2019年7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埃博拉病毒疫情为PHEIC。这是继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后埃博拉病毒的第二次大爆发,目前PHEIC仍未取消。
刚果(金)经济结构单一,矿业和油气收入贡献了95%的出口收入。2014年以来,受国际油价下跌影响,刚果(金)经济增速持续放缓,2016年触底反弹。由于2019年经济增速尚未公布,疫情对刚果(金)的冲击尚未完全体现。
(二)各国政府应对举措
面对PHEIC,各国政府制订了一系列应急管理措施,主要包括政府管理、药物干预和非药物干预,以减少其对社会和经济的破坏。
1. 政府管理
各国设立了专门应对疫情的统一领导机构,或直接沿用原有的政府机构,以尽快做出科学决策,协调并指挥相关部门的行动,迅速有序地调配所需人力、物力和财力等。
各国在疫情防控时,非常重视多部门、多专业人员的协同配合。因为疫情防控不仅需要卫生系统内部人员的交流协作,如流行病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卫生政策专家等,还需要卫生系统之外相关部门的跨部门协作,如食品药品、交通、教育、农业等部门和企业界等。
各国一般都有专门的疫情监测网络,如美国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欧盟的欧洲流感监测网络(EISN)等。疾病监测是预防疫情的关键策略,也是及早发现变异株、开展疫情预测和预警的基础。疫情监测网络监测的内容主要包括疫情流行病学监测、疫情病毒学监测、住院病例监测等。监测范围不仅包括本国监测,还对全球疫情进行监测。
2. 药物干预
一是抗病毒药物。世界卫生组织、欧盟、美国、日本都在甲型H1N1流感临床管理(或诊疗)相关的指南中,提出了抗病毒药物预防用药及治疗应用的建议,且应用指征基本一致。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各国储备的抗病毒药物需覆盖全国人口的20%。目前,发达国家的抗病毒药物储备量普遍高于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量,如美国抗病毒药物储备达24%,而发展中国家抗病毒药储备量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标准,我国仅为2%。
二是疫苗。世界卫生组织、欧盟、美国、日本、墨西哥等国家和组织采取了一系列有关甲型H1N1流感疫苗研发、生产、接种方面的政策和措施,并对疫苗的接种率和接种效果进行统计和分析,这是对抗疫情、减少病患和死亡的最重要的医疗干预措施之一。巴西政府也大力支持寨卡病毒相关疫苗的研发,加强对寨卡病毒并发症小头症及其危害的研究,重点关注孕妇和育龄女性,积极救助新生儿小头症患者。
3. 非药物干预
疫情初期,由于不可能及时得到充足的抗病毒药物和疫苗,因此各国会在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影响基础上,择机采取非药物干预措施来降低发病率、死亡率。
非药物干预措施包括人员流动控制、货物贸易控制和信息公开三种。人员流动控制主要是通过工作场所隔离、关闭学校、取消集会、限制旅行等措施,减少和延缓疫情在群体中的传播速度,但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经济社会产生负面影响;货物贸易控制包括禁止物品出入境、货物贸易检疫和物品除害等;疫情爆发期间, 各国政府普遍会为社会提供快捷、准确、可靠的信息,以消除社会恐慌,使各界群众在知情情况下积极参与防控工作,争取国际社会援助。信息公开方式包括网络媒体、电话连线以及在医院机场等公共场所张贴海报等。
(三)对我国的启示
1. 完善国家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最大限度减少疫情造成的损失
寨卡病毒疫情爆发后,巴西政府迅速采取应急管理措施,控制疫情恶化,有效降低了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也未影响当年奥运会的正常举行。当前对人类具有威胁性的传染病还有不少,未来可能出现更多传染病种,通过完善国家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可以在疫情发生时及时、迅速、高效、有序地进行应急处理。具体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是健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法律,在应对疫情时做到有法可依、依法问责。目前我国公共卫生领域的法律较为零散,只涉及一些较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对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灾害并发时如何开展应急防治工作,则缺乏充分法律依据。而美、日、俄、韩等国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和处理的立法级别高,均以国家法律形式颁布,具有权威性。
二是合理制定应对疫情的准备、运作计划,这是应对疫情的关键。准备计划用来明确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对疫情所需的基本能力。运作计划主要制定应对疫情的战略和具体实施方案,同时在实际应对工作中还应结合疾病的传播特点和临床严重程度调整措施强度,以确保各项防控措施有效实施。
三是对抑制疾病传播所需物资进行国家调控。出现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时,相关防护产品的需求量必定会急剧增加。为避免不良商家趁机哄抬物价,导致居民购买困难,加剧恐慌心理和社会混乱,国家需出面加以调控,保证市场的有序运转,最大限度满足民众的物资需求。
四是抓重点公共卫生措施的落实。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起因各不同,应急管理中需要采取的重点措施也不同,必须因地制宜、有的放矢,才能真正达到有效治理的目的。
2. 加强疫情监测系统建设、扩大疫情监测范围,是有效预防和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基础,也是做好应急管理的基础
经过多年建设发展,我国疫情监测能力提升明显,但各省市区疫情监测网络建设仍不平衡,未形成全覆盖、高质量的流行病学和实验室监测为一体的监测系统,特别是面向国际范围内的公共卫生信息和监控体系尚未建立,对现有监测数据的深度分析与整合研判仍然缺乏,对疫情发展的国际和国内舆情监测网络需进一步强化。
3. 政府信息公开透明度不够,有损政府公信力和防控效果
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事件时,政府必须坚持信息公开透明的原则,及时发布疫情信息和防控工作进展,使群众了解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了解疫情进展变化,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避免不实信息混淆视听引发民众恐慌情绪。各地各部门可与新闻媒体紧密合作,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和风险沟通,动员群众做好自我防护。在疫苗接种过程中,应增强群众对疫苗的接受度,避免因耦合死亡病例报道以及媒体负面议题导致的群众对疫苗信任度的下降。
4. 充分开展国际合作,对疫情防治工作发挥了重大作用
当前,随着人类及产品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流动,疫情的传播能力亦大大增强,国家与国家、国际机构之间需要加强合作,特别是要加强溯源和病原学检测分析、治疗药品和疫苗研发等方面的合作,以提高疫情防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5. 适度加大宏观政策宽松力度,可有效缓解疫情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
除了极个别疫情对经济影响特别大(因为叠加其它因素,或疫情地防范和应对疫情的能力较弱)外,大多数疫情对经济影响表现为短期力度较大,但不具备持久性,而且在政策帮助会明显回升,不会动摇各国经济根本。如果适度加大宽松力度,可以减少疫情对于经济的短期冲击,帮助企业和民众渡过难关。
四、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金融的影响分析
(一)总体判断: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冲击大于非典时期
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与2003年非典疫情既有相似性,又有明显不同。具体而言,由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差异,预计此次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冲击将比非典疫情更大。
一是外部环境不同。2003年,全球经济正处于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的迅速恢复期,中国正处于加入WTO的红利释放期,出口发动机迅速启动,2003年中国出口同比增速从2001年的6.8%升至34.6%。目前,世界经济正处于逆全球化阶段,中美贸易摩擦在历时近两年谈判才终于达成第一阶段协议,我国占世界出口的比重正在触顶回落,2019年出口增速仅为0.5%,动能明显不足。
二是发展阶段不同。2003年“非典”期间,中国经济正处在重化工业化、城镇化和消费升级的高增长阶段,上升动力强劲。目前,中国经济处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结构转型阶段。人口老龄化严重,宏观杠杆率较高,房地产行业调控处于关键时期,经济下行压力偏大。
三是经济结构不同。疫情影响最大的行业是第三产业,2003年其占当年GDP的比例为32%,2019年上升至54%,比例已大大提升,受到疫情的冲击更大。新冠疫情对制造业的影响也不容低估,劳动力的流动受阻、物流受到一定影响,也将影响部分企业的正常开工。
四是传染范围不同。新冠疫情爆发于交通枢纽武汉,且正值春运高峰期,病毒传染性更强、蔓延更广,所以病例数迅速超过非典时期,各地的疫情隔离和防控力度也更大,这也导致对于经济的冲击更大。不过本次疫情主要发生在第一季度,而一季度的GDP占比是四个季度中最少的,控制经济活动的负面季节效应比二季度要小很多。
综合来看,此次疫情对于经济的冲击强度要大于非典期间。2003年二季度,GDP增速较一季度大幅下降2个百分点至9.1%,三四季度逐渐回升至10%,表现出强劲韧性。我们倾向于认为,此次疫情将导致一季度经济增速回落1.5-2.0%个百分点,即GDP增速为4.0-4.5%之间,下半年则逐渐回升至5.5%左右,即疫情短期对经济产生剧烈冲击,但不会改变中长期增长趋势。
(二)总需求:疫情对消费和进出口影响较大,对投资影响相对有限
1. 消费将受到直接冲击
疫情对消费的冲击最为直接。2003年3月起非典疫情扩散,各地方政府组织放假、进行隔离等措施导致整体消费出现较大下滑,汽车、文化办公用品、通讯器材、家具、体育娱乐用品等消费品类均不同程度下滑;同时,非典时期旅游、交运、餐饮住宿、娱乐等服务性产业也受到较大影响,主因是疫情压制服务消费需求所致;2003年二季度末,随着疫情的可控和经济活动的逐步回暖,各类别商品消费数据开始回升,而服务类消费的回暖相对较慢。
本次疫情对消费的影响可能更大。尤其交通运输、文化旅游、酒店餐饮、影视娱乐等可选消费将会受到巨大冲击。春运期间旅客发送量明显下降,电影票房、旅游收入、餐饮收入同比明显下滑,但与此同时,网上购物、订餐、娱乐等数字经济新业态十分活跃。
2. 进出口双双面临下行压力
出口方面,2003年我国出口受到非典的冲击并不大,但如上文所述,主要因为当时全球经济仍处于全球化的上升阶段。目前全球经济仍处于缓慢复苏期,外需扩张有限,而且假期延长也会影响出口订单。此外,PHEIC可能导致中国出口的货物可能面临更加严格的检验检疫,市场竞争力或将有所削弱。可资对比的是,2016年巴西寨卡病毒被列为PHEIC之后,巴西出口增速在当年从15%下降到-5%。
进口方面,我国进口与国内总需求高度相关,我国政府为防控疫情出台了一系列减少人员流动、延长假期等举措,这些势必会导致一季度的内需低迷。2003年非典期间进口同样受到明显冲击。
3. 固定资产投资将受到拖累
基建投资受疫情影响较小。2019年末基建投资增速落至全年最低水平,201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做好重点领域保障”。预计2020年新增专项债额度至少达到3万亿。今年1月份,各地已在以较快速度发行财政部提前批复的2020年新增1万亿专项债额度,为基建投资的反弹储备了较为充足的资金来源。随着专项债新增额度加快发行并落实形成实物工作量,这一积极的变化可能会带来基建增速上行。
制造业投资受冲击较大。一方面,疫情蔓延、各地启动疾控响应机制,公共场所活动明显下降,居民短期内购物意愿降低,可能削减非必需品的消费,相关产品(服装、玩具、家具等)的新增订单或将受到负面影响,这将影响对应企业的生产和补库存过程;另一方面,受疾控要求延长停工时间的影响,中小企业现金流可能进一步趋紧。加上预计缺乏新增订单等因素影响,其偿债压力、现金周转压力都将加大,这也会影响其资本开支意愿。
房地产开发受冲击最大。疫情对今年一季度的房地产销售、开工可能产生较大影响,进而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地产企业的现金流和拿地意愿。疫情造成的复工时间延后以及对居民购房意愿形成的冲击,可能使得一季度房地产销售受到较大负面影响。另一方面,2019年全年地产施工面积同比增速较2018年上行,竣工面积同比由负转正,但考虑今年一季度地产企业销售和现金流可能受到疫情负面影响,地产施工和竣工可能也将承压。
(三)物价:疫情将延缓CPI回落,并拖累PPI
CPI。由于春节错位因素,1月份CPI将明显走高,但新冠疫情的突然爆发对春节物价造成了明显的结构性冲击,其中包括文化娱乐、餐饮住宿、交通通信在内的服务业遭受重创,抵消了以往节日的价格上涨影响,而部分医疗用品价格则出现明显上涨。整体看疫情对当月的价格水平主要呈现负面因素,预计1月CPI同比上涨5%,高于去年12月的4.5%,创本轮涨幅新高,从2月起将会逐渐回落。不过还要看到,此次疫情可能会引发禽流感等次生灾害,导致食品价格走高,而节后复工缓慢可能会导致人工成本上升,CPI回落的幅度可能会更加缓慢。
PPI。1月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急剧下行,受疫情延迟复工和企业减产等影响,一季度地产、基建预计较为疲弱,叠加世界卫生组织认定本次疫情为PHEIC可能抑制出口,内外需拖累下一季度PPI回升幅度预计受限;二季度内外需情况预计有所好转,但受翘尾因素下滑影响,预计PPI仍较低,不排除单月转负;若三季度开始疫情影响消退、基建发力、补库存力度提升,那么PPI有望持续回升。
(四)行业:短期内大部分行业均将受到负面冲击
结合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的特征,以及近期我国主要行业的实际运行情况,对比2003年SARS疫情的行业影响,预计此次疫情波及行业范围更广、影响程度更深。若疫情在2月底3月初得到基本控制,随着需求的延后释放以及产能的逐渐恢复,大部分行业将稳步复苏或快速反弹;若疫情蔓延态势持续时间较长,则年内产业增长形势不容乐观(详见我院报告《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我国主要行业发展的影响分析及政策建议》)。
分行业来看:交通运输行业短期内运量下降明显,随着春节假期结束,返程客流量增多,公路、铁路、民航客运量将不断回升,同比增速不断下滑的趋势将得到扼制;旅游行业遭遇重挫,各项出游活动遇冻结,旅行社受到的冲击较大,跟团游大幅缩水;住宿餐饮行业受疫情影响首当其冲,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将率先得到恢复;商贸零售行业中的百货行业受客流量减少影响较大,主营必选消费品的超市、便利店行业韧性更强,新零售行业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有望迎来发展契机;制造业本身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叠加疫情影响,生产增速放缓,企业成本负担较重,市场需求增速趋降,增长压力更加凸显;房地产行业销售基本停滞,节后楼市“小阳春”难现,开发投资放缓,疫情的短期冲击可能较2003年更大;教育培训行业线下活动受严重冲击,线上渠道优势凸显,学历教育因需求刚性受影响有限;医药行业短期呈现阶段性提速,长期将持续高质量发展;文化娱乐行业电影院线遇阶段性停滞,泛娱乐分化发展,以在线视频、短视频、网络直播、在线阅读、网络新闻等为主要构成的新媒体行业将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物流仓储行业快递服务需求提升,无接触配送应运而生,行业短期受到用工不足、上游订单下降等因素制约;湖北省三大产业集群中的电子信息、医药产业链受冲击相对较小,产业集群优势将继续巩固,湖北全面推迟复工时间将较大程度影响全国汽车产量。
此外,受企业停工停产、工程延期复工、交通管控以及世卫组织将本次疫情定性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等因素影响,农业、畜牧业、建筑业以及出口占比较大的行业都将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负面影响。随着未来疫情逐渐得到控制,以及相关政策效果的对冲,行业供求有望逐渐回升,全年有望保持总体平稳。
(五)区域:疫情对湖北省冲击最大,对其他省份冲击逐渐递减
为研判本次疫情对我国各省(区、市)经济的影响,我们通过构建DID面板模型测算了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结果显示,感染人数的对数值每增加1时,地区季度GDP增速将下降0.23个百分点,疫情每延长10天,地区季度GDP增速将下降0.083百分点(详见我院报告《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影响及政策建议》)。
利用“S型生长曲线”拟合结果显示,疫情最严重的湖北省预计最大确诊病例超过3.4万人,疫情持续天数约为52天。我国湖北省以外地区预计最大确诊病例9100人左右,疫情持续天数约为35天。
预计本次疫情在乐观、中性、悲观三种情境下,湖北省一季度GDP增速将受疫情影响分别降低3.06、4.41和6.05个百分点。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人员流动性较大,疫情扩散风险也较高,预计北京一季度GDP增速将分别降低2.03、2.62和3.27个百分点,上海将分别降低1.86、2.41、3.02个百分点。距湖北较近的省份,包括浙江、广东、湖南、河南、重庆、江苏、安徽、山东等省份受疫情影响也相对严重,GDP降幅在1.5-3个百分点之间;与湖北距离相对较远的黑龙江、福建、辽宁、广西、河北、山西、陕西、云南、贵州、四川、内蒙古、宁夏等省(区、市),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弱,GDP降幅在1.1-2.6个百分点之间。距离湖北更远的海南、天津、甘肃、吉林、新疆、青海、西藏等省(区、市),疫情对其经济增速的影响最弱,均在1个百分点左右。
(六)金融:疫情对银行业以间接影响为主,对金融市场以短期冲击为主
整体来看,疫情对银行业的冲击以间接影响为主,整体可控。对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而言,冲击与机遇并存。对金融市场产生短期冲击,中长期主要取决于基本面(详见我院报告《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分析》)。
对银行业的冲击以间接影响为主,整体可控。根据“非典”经验,预计新冠肺炎疫情在短期内将对银行信贷需求产生暂时性冲击,对疫情严重地区影响偏大。对公信贷方面,预计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受疫情影响偏大。零售信贷方面,预计新冠肺炎疫情短期可能造成2月份住房按揭信贷的增长压力,同时以信用卡为代表的消费信贷需求可能因此减弱,但中长期来看,零售信贷仍然具有广阔的增长空间。区域信贷需求方面,预计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会受到较大影响,2~3月份,湖北地区存贷款增长可能出现明显落后。新冠肺炎疫情或将对银行一般存款增长带来一定冲击,并带来银行中间业务收入短期明显减少。疫情对银行业资产质量影响预计总体有限,但短期内,需要重视抗风险能力较弱的小微企业和个人经营性贷款。
对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而言,冲击与机遇并存。一方面,与疫情对国内实体经济带来的冲击类似,保险、证券、资管等行业经营环境也出现边际恶化态势,如保险、证券等行业线下营销、展业等活动短期受到抑制。随着国内实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中小企业经营形势有所恶化,非银行业资产端可能面临较大的资产减值压力。另一方面,疫情增强了公众对健康风险的保障意识,寿险业务特别是健康险业务或将迅速增长。
对金融市场产生短期冲击,中长期主要取决于基本面。对股市而言,此次疫情快速扩散短期会通过影响市场参与者预期、经济基本面等多种方式对市场运行带来负面冲击,中长期市场将迎来修复上扬行情。对债市而言,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近期利率债收益率快速下行,绝大多数悲观预期已经迅速在价格当中得到相对充分的反应,此后利率走势将跟随疫情的变化节奏起伏。中长期来看,疫情恐慌情绪缓解之后,债市将回归基本面等因素。
(七)民企:民营经济短期内受到剧烈冲击,小微企业更严重
与2003年非典期间比,本次疫情发生后,全国范围内均采取了非常严格的措施,封城、封村、停工停产等现象广泛存在,经济活动大量减少,叠加经济下行、中美贸易摩擦等影响,与“非典”时期相比,民营经济受到的冲击预计将更大、更广、更深。
从行业角度看,民营经济占主体地位的旅游业、住宿餐饮、电影院线、线下教育、交通运输、零售消费、文化体育、娱乐、房地产、建筑业等行业预计受冲击将较大,预计2020年一季度社会零售总额将下降5000亿元以上。以线下服务为主的美容、体检、口腔、眼科等专业领域,将遭遇一段空窗期或惨淡期。部分医疗行业、外卖、电商等产业逆势加速增长。线上服务业、线上教育等行业的民企将有所受益。此次疫情正值春耕春播即将开始之时,对与农业相关产业的民企影响将逐步显现,预计畜牧养殖业受到的冲击也将较为严重。民营工业、制造企业受到的影响将逐渐显现,由于开工率不足,2020年一季度,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将同比下降,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将显著下滑。民企出口贸易面临较大威胁。
从企业规模看,中小、小微企业预计将受到较大冲击,部分大中型民企有可能陷入现金流困境,预计民企债券违约很有可能呈现大幅增长态势。
从时间维度分析,预计疫情在短期内(3个月内)对民营经济影响最大,中期(3-6个月)负面冲击将会逐步缩小;2020年全年可基本保持平稳。长期(一年以上),疫情或对我国民营经济商业形态产生深远影响。
五、政策建议
建议按照“政策托底,短长结合,共克时艰,化危为机”的思路,有效、有力应对疫情对经济金融的冲击。
短期:及时出台政策应对疫情负面冲击
未来1-3个月期间,建议国务院各部门、各级政府紧紧围绕“控疫情、稳就业、保民生”,及时出台相关政策,兜住底线,确保经济社会稳定。
短期应急,可综合施策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货币政策,应保持稳健宽松基调,宽货币与宽信用相结合,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鼓励商业银行对因疫情而面临暂时资金困难的企业积极提供信贷支持,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政策性金融机构要增加对医疗卫生材料和药品生产流通企业的低成本资金支持,协助它们扩大物资供应。但同时也要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
财政政策,可考虑加大国债或地方债、专项债发行规模,适当提高赤字率。进一步减税降费,取消或大幅降低一季度中小微企业、房屋出租企业的所得税;对中小微企业提供专项资金进行资助;降低或缓交社保缴费,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等加大支持力度。在降费方面,建议各级国资委牵头,督导水、电、气、通信、铁路、公路、航空等相关部门适当降低收费标准,切实减轻企业经营压力。
中期:做好疫情有效控制后的经济恢复工作
未来4-6个月期间,建议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营企业、金融机构在应对疫情导致的负面冲击过程中,应致力于共同分担压力和损失。而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可逐渐将工作重心放到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恢复上来。
一是逐步放宽、解除疫情期间的相关限制措施,恢复正常的公共服务,为企业生产、商业恢复和学校复课创造有利条件,对疫情期间积压的相关公共服务需求,应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提高办事效率,加快解决企业与居民的相关困难。
二是通过财政政策积极支持地方经济恢复,可根据各省区市疫情严重情况的不同,相应增加和调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比例;适当加大疫情严重地区的地方债发行额度;对受损严重的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贴息贷款、降低社保缴费等措施给予财政上的支持。
三是建议通过定向降准或MPA考核等工具加大对小微、民营企业及新型基建、智慧城市、医疗保健、数字经济、高端智能制造、批发零售等领域的支持力度,促进经济新动能的增长,维护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同时鼓励各地金融机构支持疫情受损企业,适当调整债务还款期限,提高因疫情造成不良贷款的容忍度,落实好尽职免责制度。
长期:加快医疗卫生体制机制改革和政府治理机制改革
一方面,应加快医疗卫生体制机制改革,实现“政府市场双到位、公立民营双发展、医生患者双满意”。一是加快填补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短板。逐步提高医疗卫生支出占GDP以及总财政支出的比重,确保医疗卫生支出增量基金,建立不同层级政府间规范的医疗卫生责任分担与筹资机制,完善基层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升人均床位数、医疗设备数和医生数量;二是积极推进多元化的社会办医格局,降低准入门槛,突破体制机制障碍,鼓励民间资本兴办医疗机构,增加医疗卫生服务主体,全面提升医疗服务水平;三是优化医疗卫生服务效率。四是培养组建专业化人才队伍。
另一方面,应提高政府治理能力。一是强化信息公开透明,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清单管理和政府信息定期披露机制。加强舆论监督,充分尊重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对重大公共事件的知情权,避免公权力被滥用;二是强化社会治理体系和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建设。实现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推动政府、社会和公众公共参与的协商,畅通信息沟通渠道;三是改革选人用人机制,并强化官员问责体系;四是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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